在《伟大的长征》里，有几段对照感很强的情节很耐人回味。剧集第四集，长征初期毛主席染上疟疾，浑身不停地打摆子。李德骑着高头大马从身边掠过，一副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模样。 队伍到达黎平之前，毛主席的身体好转，甚至可以骑着小青马快马加鞭，引路前行；李德反而不停咳嗽，在黎平会议上当场晕倒过去。 等到遵义会议之后，李德不再负责红军军事指挥，虽然不再参与核心决策，但依旧跟着队伍走完长征，一同抵达陕北。 客观地说，对于这段经历，素来骄横跋扈、独断专行的李德后来也作过某些反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访李德时，李德曾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他说：“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伍修权回忆录记载：李德第一次与毛泽东会面时就傲慢地否定了毛泽乐的想法，他说“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红军应当稳固阵地，打正规战，寸土不让。 这套思路，是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到的欧式军事理论。巧的是，蒋介石当时的军事顾问冯・赛克特，思路如出一辙。 李德主张红军也要修堡垒，用堡垒对抗敌人的堡垒。 李德在遵义会议前后，对于高层对自己错误的批评尚有抵触情绪，但后来在延安时，他对自己的错误还是有一定认识的，起码在态度上还比较真诚。 在延安期间，李德被安排在抗日军政大学任教，从事军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直至1939年夏天，才奉命乘飞机返回莫斯科。 在莫斯科下飞机之后，李德立即遭到共产国际的审查。因为按照当初的指示：作为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的职务仅仅是顾问，“没有指示权力”； 共产国际只允许他有建议权，但是最后，他有了指示权和决定权。 奥托·布劳恩后来自己也承认，“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共产国际从来不直接对他发出任何指示电报。他与共产国际也从来没有建立直接联系。 但是，情况到了苏区之后就变了，奥托·布劳恩逐渐熟悉起成李德这个名字起来，也逐渐习惯了自己的地位和角色。 “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和“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这些明显是博古的语言，借李德之口说出而已；新原则基本就是李德自己的东西了：“用鲜血保卫苏维埃，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不被敌人的气势汹汹吓倒，消灭敌人于阵地之前。” 这些作战主张，都是李德从伏龙芝军事学院生搬硬套来的，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造成了重大损失。 在审查会议上，共产国际执委会监察委员会，汇集了中共中央送来的文件报告、情况报告、军情指令等内容，以及李德自己写的检讨材料。安排他做检查交代，再组织相关人员对他的批判质询，然后讨论处理。 国际监委要求中共代表团的同志，以及正在莫斯科、比较了解李德情况的中国同志都去参加会议，希望他们到会上多多发言，展开对李德的批评斗争。 当时通知了周恩来、任弼时、师哲，以及已在莫斯科的原中华苏维埃银行行长毛泽民等都被通知到会。当时在李德的母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曾在国内参加过反“围剿”和长征的原红军一军团二师政委刘亚楼，也被找来参加会议。 到会之前，有人对刘亚楼说，你们在苏区和长征中吃过李德不少苦，了解情况多，开会时要多放几炮，狠狠地攻一攻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顾问大人”，为当年受过他气的同志出口气。刘亚楼说，遵义会议批李德时，他级别不够参加不上，这次正好是个机会，把李德干的那些胡来瞎指挥的事，全给他抖搂出来。 会议开始之后，李德非常紧张。按照他的回忆录“周恩来坐在一旁，像是‘原告’，任弼时、毛泽民等人同几位国际执委和监委领导人坐在一起。 开会时，李德先做了检查，承认自己在中国犯了错误。检查的内容与他在延安写的检讨报告大体一样，情绪和语气都很沉重。 随后，刘亚楼、毛泽民、周恩来、任弼时，以及苏联和德国的其他莅会者先后做了发言。这次会上，既有他的检讨报告为“物证”，又有国际监委的参加者为“人证”。 国际监委弗罗林主席负责处理此事，他是德国人。共产国际是根据中国党的意见对李德进行审查的。 参加过回忆的师哲对此回忆道：人们大都批评李德自以为是，不懂装懂，不会尊重和团结别人，很少指出是路线方针上的错误，似乎主要是个人思想作风问题，只要他好好接受经验教训就行。李德听了这些发言，情绪才慢慢缓解下来。 已经出过气的中国同志，也无意再制造紧张气氛。在国际监委征求了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国领导同志意见，并与国际执委会商讨请示后，作出了对李德的处理决定。 共产国际给李德作的结论是：有错误，免予处分。其理由是：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李德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作出决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党，对于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意见被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所以李德免予处分。 审查结束后，李德恢复了 奥托·布劳恩 的原名。按照要求承诺，李德将严格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