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我来自首。” 市公安局接待大厅里，导办台后面昏昏欲睡的年轻辅警被这沙哑的声音惊得浑身一颤。 他猛地抬起头，看见一个穿着褪色工装的男人站在台前。 这人满脸都是沟壑，像是被风沙吹了半辈子，手里紧紧攥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布包。 他的眼神很直，带着一种长途跋涉后的疲惫和决绝，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辅警。 “自首？” 辅警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本能地坐直了身子，公事公办地问道。 “你犯什么事了？” 男人的嘴唇干裂，微微哆嗦了一下，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从喉咙深处挤出几个字。 “杀人。” 这两个字不响，却像两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水面，整个大厅似乎都安静了一瞬。 角落里排队办证的一个大爷停下了打哈欠的动作，好奇地把目光投了过来。 年轻辅警的脸色“唰”地一下就变了，表情立刻严肃起来，放在桌下的手已经悄悄摸向了内部电话的听筒。 “什么时候的事？” 男人没有看他，而是把浑浊的目光投向了窗外。 傍晚的霞光正染红了半边天，像一块在炉火里烧得通红的铁。 “二十五年了。” “但是，人不是我杀的。” “我跑了二十五年，就是想活到能把这句话堂堂正正说出来的这一天。” 01 25年前，那时候的陆建国，刚满二十三岁，是清河钢厂三车间里最显眼的一个小伙子。 他从乡下来的，家里穷，但人就像村头的犟牛，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和一副硬邦邦的骨头。 厂里统一发的蓝色工装，穿在别人身上松松垮垮，穿在他身上却总能撑起一副宽厚的肩膀，显得格外精神。 他不怎么爱说话，大部分时间都埋头干活，车间的噪音震耳欲聋，他却好像乐在其中。 但谁家要是遇上点难事，比如搬个家、扛个重物，他总是话不多说，第一个卷起袖子就上去搭把手。 工友们私下里都说，建国这小子，脾气是直了点，像块没烧透的焦炭，又黑又硬，可心是热的。 那时候，他最好的朋友叫谢广才。 谢广才是个城里的小伙，跟陆建国正好相反，人活络，嘴巴甜，一张嘴能把稻草说成金条。 在车间里，他干活总是拈轻怕重，但跟谁都能聊上几句，尤其会讨老师傅们的欢心。 一个憨直如铁，一个机灵如油，两个人却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兄弟。 谢广才总爱揽着陆建国的肩膀，一口一个“建国哥”地叫着。 陆建国不识几个字，给家里写信都费劲，谢广才就主动帮他代笔，信里把陆建国在厂里的生活描绘得天花乱坠，惹得陆建国每次都憨笑着挠头。 作为回报，陆建国总是把饭盒里的肉菜多分给谢广才一些，或者在干重活的时候，默不作声地替他多扛一袋。 他们的车间主任叫冯敬明，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男人，脸上几乎没什么笑容。 他对所有人都板着一张脸，尤其看不惯谢广才那种油嘴滑舌的做派，常常当众敲打他。 “谢广才，手上的油能不能匀一点到活上去？” “你那点小心思，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但对于陆建国的埋头苦干，冯敬明似乎有几分欣赏。 有一次，陆建国因为操作心急，差点被飞溅的铁水烫到脚。 冯敬明看见了，把他叫到一边，没有骂他，只是很严肃地重新给他讲了一遍安全规程，还亲手教他一个更省力也更安全的撬料技巧。 末了，他拍了拍陆建国的肩膀，沉声说：“年轻人有干劲是好事，但别把命不当回事，你这双手，是要给你爹妈盖新房子的。” 陆建国当时心里一热，嘴上没说，但从此对这个不苟言笑的主任多了一份敬重。 他的梦想就是这么简单，攒钱。 他把每个月的工资都小心翼翼地分成两份，一份寄回家里，一份存起来。 他早就计划好了，等存够两千块钱，就回家把父母住了大半辈子的土坯房，结结实实地翻成红砖大瓦房。 如果还有余钱，就去县里买一台十四寸的“飞跃”牌黑白电视机，让爹妈也能看看外面的世界。 那些年，陆建国的生活就像钢厂那座高耸的烟囱，日复一日地冒着同样颜色的烟。 单调，辛苦，空气里永远弥漫着一股铁锈和机油混合的味道。 可他的心里却亮堂得很，因为那座想象中的红砖房，就是他全部的盼头和光。 02 一晃，二十五年就这么过去了。 陆建国变成了“王建民”，一个在南方滨海小城里靠手艺吃饭的木匠。 岁月是把无情的刻刀，把他年轻时那股子精气神全都收走了，只留下一副被生活重压过的躯壳。 他的背微微驼了，眼角和额头上刻满了深深的浅浅的纹路，手上的老茧更是摞了一层又一层，像戴了一副摘不掉的、粗糙的手套。 他不敢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 每当感觉周围的邻居开始对他熟悉起来，或者有片警上门登记流动人口，他就会立刻收拾好自己那个破旧的工具包，悄无声息地离开，奔赴下一个陌生的城市。 这二十五年，他像一颗随风飘零的蒲公英，从北到南，换了十几个城市，也换了十几个名字。 他从不用身份证，也从不住需要登记的旅馆。 他专接那些散活，给小门小户修个桌子腿，给新租房的年轻人打一套简易的衣柜，或者去工地上干几天临时的木工。 工钱日结，从不拖欠，也从不多问。 他总是住在城市里最不起眼的角落——那种即将拆迁的城中村，或者龙蛇混杂的老旧居民楼。 房间通常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小小的电磁炉。 墙壁是斑驳的，空气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