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王珣的书法 伯远帖 局部） 荆州刺史王忱死后，孝武帝打算让殷仲堪去接班，这一想法遭到了大臣王珣的强烈反对，王珣甚至说： 《世说新语》卷三：岂有黄门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举乃是国之亡征。 让一个黄门郎去做刺史，这简直是要亡国的征兆。 王珣的愤恨之语，当然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但确实能说明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殷仲堪能当荆州刺史，是孝武帝用个人的信任去代替制度化选举的结果。 单凭皇帝信任你殷仲堪，你有皇帝的支持，你能坐稳荆州刺史的位置，但一旦皇帝死了，你的合法性就会出现问题。 更加讽刺的是，荆州的桓玄也希望殷仲堪做刺史。 《比丘尼传·支妙音尼传》中有这样的记载，说最开始，孝武帝本来是打算让王恭做荆州刺史，但是桓玄担心王恭一来会对自己不利，因为王恭这个人，比较刚直，桓玄在荆州是有自己的势力的，桓玄怕王恭一来，他不能容忍自己在荆州有势力，那相比之下，桓玄更希望来的是殷仲堪。 尽管在现有史料中，在殷仲堪接任荆州刺史之前，没有明确记载显示他与桓玄有过直接接触，但似乎殷仲堪留给东晋政坛的印象就是“弱才，亦易制御”，于是，桓玄开始在荆州遥控运作，他找到了一个人，叫支妙音。 支妙音，是一个比丘尼。 关于这个人的出身，史料并没有记载她是哪里人，但明确说她居住京华，这说明她活动于东晋都城建康的上层社会，她自幼出家，博学内外，善为文章，很有才华，她的才华造诣足以与当时的最顶尖的文人交流，甚至经常和孝武帝谈论时事，朝廷还专门为她建立了一座寺院，并任命她为寺主，门下弟子更有百余人，平日里“供嚫无穷，富倾都邑，贵贱宗事，门有车马日百余两”。 供嚫无穷，供是供养，嚫是梵语音译，指布施，供养僧尼的财物，寺庙的供养源源不断，多的都没有办法计算，支妙音的富裕甚至能压倒整个建康城，这固然有夸张的成分，但“贵贱宗事”，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把她当做宗室来侍奉必然不会是夸大。 （东晋时期的佛造像） 一个出家的女性，竟然能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富和不亚于皇帝的影响力，这不仅仅是支妙音个人的成功，也是东晋当下时代的政治缩影。 支妙音居住的寺庙叫简静寺，这所寺院是司马道子出资建造的，后来皇帝还把自己的旧宅拿出来作为寺庙的一部分，加上东晋的士族社会有一种很特殊的文化逻辑，就是他们喜欢供养名僧，结交名尼，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行为，还是社会地位的展示，因此支妙音就成为了各方争相供养的对象，她的钱是无数士族官僚向她输送的。 可是我们要知道，在东晋时期，或者说在我们古代历史的大多数时期，僧尼是可以免除徭役和赋税的，无需向朝廷缴纳田租，户调，也不用再服劳役，服兵役，在东晋战乱频仍的背景下，出家简直是一个“很好的出路”。 桓玄后来曾对这一现象做出批评，他说： 《与僚属沙汰僧众教》：天府以之倾匮，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钟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 逃避赋役的百姓，逃亡的罪犯纷纷涌入寺庙，寺庙成了不受国家控制的飞地，支妙音的财富，本质上是东晋赋税的一种流失。 桓玄很快接触到了支妙音，要“凭妙音尼，为堪图州”，请求她为殷仲堪谋求荆州刺史的位置，据说桓玄还对支妙音进行了贿赂。 那么在支妙音的帮助下，孝武帝最终决定，把这个位置交给殷仲堪。 在决定启用殷仲堪后，孝武帝曾对殷仲堪说： 《晋书》列传第五十：卿去有日，使人酸然。 你这一去，日子可不短啊，真叫人心里发酸。 皇帝又说： 《晋书》列传第五十：常谓永为廊庙之宝，而忽为荆楚之珍，良以慨恨！ （史料记载） 我原本以为，你会一直留在朝廷，做我身边的栋梁之臣，没想到一转眼，你就要成为荆楚之地的珍宝，想到这里，实在是让人感慨遗憾。 这话的分量，不可谓不重，皇帝对大臣说你是我的宝，这已经超出了君臣之间的客套，更像是挚友之间的惜别，孝武帝说自己“良以慨恨”，那他恨什么呢？恨自己无力留住殷仲堪？恨局势逼的他不得不走？还是恨这看似至尊的皇位，其实并不能随心所欲的留下一个自己想要留下的人？ 孝武帝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身体不好，常年酒色过度，他对自己的寿命没有乐观估计，至于孝武帝的太子司马德宗，智力存在严重问题，连春夏秋冬都分不清楚，太子一旦登基，朝廷必然落入司马道子手中，所以孝武帝必须在生前把亲信布置到关键的位置上，这样才能形成对中枢的制衡。 京口有王恭，荆州有殷仲堪，雍州有郗恢，这是孝武帝在给自己的身后事做打算，留保障。 石头城下，江水如练。 冬日的清晨，天边泛起鱼肚白，江面上水汽氤氲，寒鸦从城头飞过，叫声凄厉，殷仲堪的船已经逐渐远去。 殷仲堪不知道，数年之后，他将会死于桓玄之手，孝武帝不知道，自己也要命不久矣，两个人同样都无法预料，这一次分别，就是永别，就是永恒—— 唯有江水还在流，带着思念，带着不安，带着殷仲堪所有的过去，流向未知的明天。 太元十七年冬天，殷仲堪抵达江陵。 江陵是荆州的治所，也是长江中游最重要的军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