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业落选回乡，妻子当天提出离婚。凌晨司令来电：明早回部队报到，升任师长，这件事先别声张 我进门的时候，她把离婚协议书摊在饭桌上，用那只搪瓷缸压着一角。 那天是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七号，下午三点三十三分，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我刚把军装上的领花摘下来，装进上衣口袋，手还没从口袋里抽出来。 她没抬头，就那么说了一句：“签了吧。” 我把行李放在门口，没换鞋。那双三接头皮鞋是九九年发的，鞋面擦得发亮，可鞋底已经磨得只剩一层薄皮。她就看了一眼那双鞋，把脸转开了。 “转业名单下来了。”我说。 “我知道。”她说，“张参谋昨天就打电话告诉我了。” 张参谋是我们团里的作训股长，跟我一批提的干。我落选了，他上了。 我在门口站了大概有十几秒钟。屋里煮了小米粥，灶上的火还开着，粥已经熬干了，锅底结了一层黄痂。她这几天一直在煮小米粥，煮了又倒，倒了又煮，我后来才想明白，她是在等我回来摊牌。 “你倒是说话啊。”她终于抬头了。 我看见她指甲上涂了透明指甲油，十个指头整整齐齐的。她平时从不涂这个，上回涂还是九七年我们结婚那天。 “说什么。”我把鞋脱了，赤脚踩在水泥地上，凉。 “你四十三了。”她说，“转业回来能安排什么工作，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我没接话。 “安置办那边我托人问了，说你这个级别，最多给个副科级调研员，还得排队。老李家的男人比你晚两年转业，现在还在家坐着呢。” 她说的老李是隔壁单元的，也是部队下来的，在楼道里碰见我就递烟，从来不提工作的事。 “我跟你过了十六年。”她的声音开始有点抖，“随军随了三次，从甘肃到辽宁，从辽宁到福建，孩子转了四回学。我什么都没说。” “你没说。”我重复了一句。 “现在我能不能说一句？” 我看着她。 “你为这个家想过吗？” 这句话不算狠。可她说下一句的时候，眼睛直直地盯着我，像是要把这十六年一口气烧干净。 “你穿那身军装穿了一辈子，可你知不知道，你脱了它什么都不是。” 灶上的火还开着，锅底发出滋滋的响声。我走过去把火关了，顺手把锅端下来放在水池里，凉水一冲，白烟冒起来，糊味更重了。 我背对着她站了一会儿。 “协议书我看看。”我说。 条件写得很清楚。房子归她，存款七万二，一人一半。孩子跟她，我每月给八百块抚养费，直到十八岁。没什么可争的，我们本来也没有多少东西。 我拿起那支笔，笔帽上有个牙印，是孩子小时候咬的。 “你早就准备好了。”我说。 “上个月就写好了。” 上个月，我还在福建等消息。那时候团长找我谈话，说这一批转业名额有限，让我有个思想准备。我说我服从组织安排。团长拍拍我肩膀，什么也没再说。 我在协议书上签了字。签完我把笔搁下，看着那两个字，写得不太像我的笔迹。 她拿过去看了一眼，折好，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那个信封上已经贴好了邮票，是寄到区民政局的。 “你今晚住哪儿？”她问。 “招待所。” “你的东西我收拾了一个箱子，在阳台。” 我走到阳台，看见一个墨绿色的帆布箱，是我九零年入伍时发的，箱角磨得发白，拉链换过两回。箱子上面放着一个牛皮纸袋，我打开一看，里面是这些年的立功证书，三等功两次，二等功一次，还有一枚优秀基层指挥员的奖章。她把这些东西从柜子里翻出来了，一件不落。 我把纸袋塞进箱子侧兜，拎起来试了试，不重。一个当了二十三年兵的人，全部家当就装在一个帆布箱里。 出门的时候她在厨房，我听见水龙头开得很小，她在洗那个糊了底的锅。我想说句什么，张了张嘴，最后什么也没说。 门带上的时候声音很轻。 那天晚上我住在城东的军供招待所，四人间，一晚二十块。另外三张床空着，服务员说这阵子转业的多，平时没什么人。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一个水渍印子，像一张地图。 我开始算一笔账。七万二的一半是三万六，加上我手头攒的八千多，不到四万五。如果安置办那边排队要等一年，这一年我得自己交社保，一个月三百多。孩子上初中，学费加伙食费，一个月少说五百。 我算着算着就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是凌晨两点十一分，手机在床头柜上震。那个手机是摩托罗拉的，翻盖的，部队配的，我还没来得及交回去。 屏幕上是一个陌生号码，座机，区号是福州的。 我接了。 “是陈建国同志吗？” 声音很沉，是个年纪不小的人，背景里很安静，能听见墙上挂钟走动的声响。 “我是。” “我是省军区司令部的，姓周。” 我坐起来了。 “你明天早上八点之前，回部队报到。具体的事到了再说。” “我已经接到转业通知了。”我说。 “通知作废了。”对方说，“新的任命已经下了，你升任步兵第三师师长，命令明天上午在师部宣布。” 我握着手机没说话。 “这件事先别声张。”他说，“你家属那边，暂时不要说。” “为什么？” “不该问的别问。” 他挂了。 我坐在床边，手机翻盖还开着，屏幕的光照在我手背上。招待所走廊里有人在咳嗽，一声接一声，咳了很久。 我在想他最后那句话。你家属那边，暂时不要说。 他不知道，就在几个小时前，我已经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