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挖掘机的一铲子下去，铲出来的不是土，而是金光。 1997年10月，新疆昭苏县波马一带，一条普通场部公路的改扩建工程，74团的职工谁也没想到，自己正在干的，是一件会被写进考古史的事。 挖掘机轰鸣着在公路南侧的土坡上作业，师傅照着施工线一铲下去，按理说应该是黄土翻涌、尘土飞扬。结果斗齿刚刚咬进土里，只听“哗啦”一声，翻出来的，不是寻常的土块，而是一片扎眼的金黄。 金杯、金罐、金面具、金剑鞘，混着破碎的丝织物、皮靴残片，散成一片，阳光一照，耀得人睁不开眼。 挖机师傅愣住了，旁边的工人也愣住了。有人忍不住脱口而出一句：“这不会是啥大墓吧？”但还没等这句猜测落地，围观的人群已经炸开了锅。 在今天，人们看到这种场面，第一反应大多是“快报警，保护现场”。可那是1997年，偏僻团场，文物保护意识还远不如现在，大家对“文物”这个词的真实分量，并没有那么直观的概念。反应最快的，不是“这要上报”，而是——“这么多金银器，先抢到手再说”。 很短的时间里，刚挖出的那些器物就被哄抢一空。有人往衣服里塞，有人脱下外套当袋子，有人干脆揣进怀里就跑。更有甚者，见挖掘机铲出来的已经没东西了，干脆顺着土坑往下翻，直接冲进墓室遗迹里搜寻。墓葬本身在这种粗暴的折腾下，被彻底破坏，原本完整的葬式、结构、随葬品分布情况，几乎完全被毁。 直到74团领导得到消息，才意识到事情严重。团部立刻要求派出所和相关部门介入调查，设法从群众手里收缴已经流散的金银器和丝织品，同时紧急向伊犁州文物部门报告情况。 但那时的通讯条件和交通方式，还远远不像今天这么便利。 伊犁州文物管理所所长安英新接到通报，已是几天之后。电话那头说不清细节，只能用最朴素的词概括：挖公路挖出来很多金银器，墓葬好像很重要，已经被抢得差不多了。 到底有多重要？没人说得准，只能亲自跑一趟。 从伊宁市到农四师74团，每天只有一趟班车。为了尽快赶到现场，安英新和同事直接买了当晚凌晨三点的车票。那种冬天边缘的夜，冷得厉害，车站灯光昏黄，几个人拎着包，在长途车旁边打着哈欠上车，没什么豪情壮志，只有一种“赶路办事”的朴素紧张感。 这班车一路颠簸，天蒙蒙亮时刚出伊宁，太阳快落山时才摇到昭苏波马。车上坐的大多是团场职工，大家一上车就忍不住聊起这几天的“轰动新闻”。 谁家捡到一只金杯，谁家孩子在土堆里抠出一片金箔，谁见过比碗还大的红宝石，一句句带着兴奋的转述，让安英新在车上，就隐约意识到，这批东西可能远远不只是“几件金器”那么简单。 如果只是普通陪葬品，绝不会在短短几天之内，让一个偏远团场上上下下都议论得这么热烈。从他们的描述里，他听到了一些关键词：金面具、镶宝石、权杖、白瓷盘……每一个词，在一个考古工作者的脑子里，都带着一串明亮的问号。 车辆终于在下午四点多抵达昭苏波马。那是典型的新疆高原秋景，天蓝得几乎透明，远处雪山的线条很清，风有点硬，吹得人脸微微发疼。 74团的团长宋体选和政委舒文轩亲自出来迎接，脸上写着一种“既兴奋又犯愁”的复杂表情。兴奋的是团场出了个“了不得”的事，犯愁的是事情已经发展得有点收不住。 在团部临时腾出的会议室里，他们向安英新详细介绍了事情经过：哪一天挖出文物，最早发现的人是谁，抢夺现场有多少人，大致流散到了哪些连队和居民点，派出所已经收回了多少件，还有多少只是听说“有人拿过”，却查不到实物。 这些汇报，并不光鲜，甚至某种意义上算是“事故情况说明”。但也正是在这样的坦诚中，一个大墓被破坏的全过程，才慢慢清晰。 随后，文物管理所与当地派出所一起开始办理文物交接。那几天的工作，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挨家挨户做工作，劝说群众主动上交，登记造册，每一件都要编号、记录来源、估计出土位置。 有人把自己捡回家的金器从炕头底下翻出来，有人从衣柜后面的暗格里摸出一个金杯，还有人犹犹豫豫、三番五次才拿出来一件小金饰，眼神里满是舍不得。对于普通团场职工来说，这些东西实实在在地闪着金光，不是书本里的文物，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财”。 让他们交出来，说穿了，是要他们放弃一笔可能改变生活的小“横财”。所以很多人一开始并不配合。派出所只好反复做思想工作，说明国家政策，说明如果隐匿文物可能要承担的法律后果。过程中也有紧张气氛，但整体还是在说服、劝导的轨道里推进。 经过数天的努力，最终收缴回来七十多件金银器与丝织品残片。这是这一座大墓在经历抢掠、破坏之后，能被挽回的最后一部分“遗产”。 与此同时，考古人员也赶到现场，对出土位置进行勘查。 这一带在考古界并不是完全陌生地带。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新疆文物考古所就曾在波马古城旧址附近进行过发掘，清理过二十余座古墓葬，当时就已经确认，这里属于古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重要节点之一。沿着山脉和河谷，从秦汉一直延续到隋唐、宋元，分布着上千座墓葬。 也就是说，这里原本就应该安静地躺着大量关于不同朝代、不同民族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