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出入境大厅门口排起长队，全是外国人，攥着材料等着办离境手续。有个在上海待了十二年的美国老师说，他这辈子没见过这场面，几百号老外挤在门口，就想赶紧走人。这老师叫杰森，教书的，家安在上海，太太孩子都在这儿。 可他自己也在这队伍里——他决定回美国了。一个把中国当第二故乡、待了十二年的人，为啥突然铁了心要走？这背后，压着一个比他离开更沉的数字。 有那么一年，中国总人口第一次往下掉，上回出这种事还得追到上世纪六十年代。那一年，死的人比生的人多出上百万，一增一减，总数就少了一块。统计局把数字公布出来时，最紧张的不是老百姓，是政府。 因为这意味着：往后每年落地的娃越来越少，人越来越老，能扛活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一提这事，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怪独生子女政策。 这政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管了三十来年，一家只准生一个。可你真去翻账本会发现，中国生育率掉得最狠那段，压根不在这政策之后，而在它之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先闹了一场大饥荒，饿死不少人，可出生率还是压不住，娃照生。 往后日子穷，嘴太多，粮不够分，上头就推“晚稀少”——晚点结婚、隔久点、少生几个。等独生子女政策正式上马时，生育率其实已经降到两个多了； 政策一来踩了油门，一路跌破能维持人口不减的那条线，再没起来。政策松绑那年，生育率一点六左右。你以为放开就反弹？没有，反倒越往后越低。现在拦着大家生娃的，早不是政策，是钱——房子、教育、看病，样样烧钱。 这事领导层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在党的大会上公开表态，要把生育率提上来。有个说法很扎心：中国是全世界头一个“没富先老”的大国。 别人先攒够家底再慢慢变老，中国家底还没厚，人先老了。能干活的人一少，长远看，经济增长的底气就虚。过去几十年，中国靠便宜的劳动力加经济猛涨，把老百姓的日子一点点抬上去。可现在谁都清楚，那个靠人多、靠人便宜吃饭的红利期快到头了。 有估算说，光这几年，疫情加老龄化，中国少了几千万劳动力，比加拿大全国人口还多。雪上加霜的是，中国对外国打工人的吸引力也在往下走。 他说学校里三成上下的外教都打算走，他是其中一个；早年他认识的那个中国，跟眼下这个，好像不是一个了。不只是他。打疫情起，在华外国人才掉得厉害，有调查说三分之一到一半都在盘算离开。 背后还叠着中美关系变冷、西方那股反华情绪，想来的人得掂量再三。那能不能靠引进外国人补窟窿？有意思的是，跟别的人口下降国家不一样，中国从没把移民当主要出路。 广州有个地方外国人叫它“小非洲”，住着不少做贸易的非洲人，一天干十几个钟头，把货打包发回老家。中国如今是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可就算这样也没往移民上使劲。 疫情前中国外国常住人口大概几十万，日本有两百多万，韩国也一百多万——连它们都比中国多。为啥？中国这些年头等大事一直是脱贫、是解决“嘴太多、饭不够”，压根没腾出手招移民。偏偏这时候，年轻人越来越看不上进厂当蓝领。 生得少，肯干体力活的更少，老工人退了没人接班，前几年一多半企业都招不满蓝领。工地上更明显，工人过了五十五岁就难找活，可这行当恰恰过去接纳农民工最多。 有个来中国九年的尼日利亚人费边说了句大实话：现在进厂的工钱比坐办公室还高，一个女工月入一两万，可年轻人就是嫌低不肯干。中国用工成本早不是当年那个便宜，有机构说已是隔壁越南的两倍。 可外来人一多，摩擦就来。前些年有人提议把广州非洲人赶走，还扣顶“传播艾滋”的帽子；疫情期间排外的话也冒出一波。有非洲夫妻碰上过：超市排队，就因你是黑人被区别对待，有人躲着走。 他们说，中国朋友里好人不少，可无知这东西哪个国家都有。政府嘴上说对歧视零容忍，可真要连根拔了难，尤其当本地人觉得外来人在抢那点有限机会时。中国每年新进劳动力市场的就一千多万，自己就业都发愁。 说白了，移民这条路，政府和社会眼下都不会选，中国不是移民国家。想招芯片、新能源这些高精尖人才，偏又是最敏感、外国人最难进的地方。外面靠不上，那往里挖行不行？ 有个山东小伙吴彦廷，二十四岁奔了北京，找两个月工作才在传媒公司落脚。过去中国经济起飞，很大程度靠的就是这种从农村往城里跑的年轻人，盖楼、进厂啥都干，到今天这样的农民工差不多三个亿。 现在的年轻人读书多了，高等教育入学率十来年翻了一倍，一多半适龄人上了大学。所以中国现在拼的，不光是劳动力数量，还得看质量。可有个老规矩卡着——户口。农民工揣着外地户口进城，看病、孩子上学、劳动保障处处受限。 为啥改不动？社会服务的钱多半地方政府掏，本地官员企业凭啥给外来工同等待遇，本地人也不乐意把城里的好处分出去。小城市门槛基本拆了，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动得慢。 更麻烦的是，人往大城市挤，房价高、竞争狠，把年轻一代熬得没了心气，干脆不玩了——这就是“躺平”“摆烂”。逻辑很朴素：拼死拼活图个啥，到头还是月光，房子这辈子别想买，那我下那么多本钱读书，回报在哪儿？ 说来也怪，人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