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陕北保安，毛泽东、周恩来和徐向前等人面对的，并不是一场已经结束的危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不久，蒋介石调集重兵逼近西北，陕北这个落脚点还能守多久，仍是一个现实问题。 长征胜利，解决的是红军能否保存下来的问题，却没有立刻改变根据地贫困、兵力不足和装备落后的处境。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红军的战略力量重新聚合，但部队经过多年苦战，伤亡极大，补充困难。 陕北人口有限，经济基础薄弱。进入冬季后，棉衣、粮食和药品都成了紧要物资。毛泽东曾向徐海东所在的红十五军团求助，筹措红军过冬所需经费。这件小事说明，会师并不等于脱离险境，红军依旧处在生存线上。 更棘手的是军事压力。蒋介石并未因为红军抵达陕北而改变消灭红军的目标，他把东北军、西北军以及中央军逐步调往西北，试图形成合围。红军若长期困守陕北，既难以获得足够兵员，也难以通过正常渠道补充武器。 红军此前进行东征，正是为了打破这种困局。1936年春，红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既有扩大根据地的考虑，也有筹集物资、牵制敌军的目的。山西人口和经济条件优于陕北，周边各派势力之间又存在矛盾，红军可以在运动中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徐向前后来谈到西路军失利以及陕北处境时，分析并不乐观。他认为，若陕北遭到持续围攻，中央红军可能不得不再次转移。这里的“新长征”，不是简单重复过去的远距离突围，而是带着明确目标的战略机动。 当时设想中的方向并不只有一条。红军可以向山西发展，也可能南下河南、湖北一带，通过运动作战扩大影响，再寻找建立根据地的机会。毛泽东看重的，正是这些地区人口较多、交通较便利，社会矛盾也比陕北复杂得多。 有人会问，蒋介石拥有数量和装备上的优势，红军凭什么突围？答案不在于红军能否正面击溃几十万大军，而在于对手很难把所有力量拧成一股绳。地方军阀担心中央军借剿共之名吞并地盘，未必愿意拼尽全力。 徐向前的判断有一个重要前提：红军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固守一地，而要主动选择战场。他曾强调，红军只要掌握运动战规律，避开敌军优势，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反复穿插，就有可能把一次危机转化为新的发展机会。 “陕北若实在守不住，怎么办？”有人曾这样追问。 毛泽东的思路并不是坐等敌军合围，而是根据敌情寻找出口。红军的目标，也不是占领一座城市便停止行动，而是在转移中筹粮、扩军、做群众工作，把暂时的流动作战变成长期发展的起点。 不过，不能把这种设想说成必然成功。河南、湖北和山西虽有更大的人口与物资基础，却也有地方武装、交通要地和敌军重兵。红军一旦南下，面临的压力可能更大；向山西发展，也必须防备阎锡山与中央军的联合行动。 西安事变改变的，恰恰是这段极其危险的战略环境。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随后经过谈判，国共关系出现转折，红军获得了休整、整编和走向抗日前线的机会。 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红军大概率仍会设法突围，不会因为困守陕北而坐以待毙；但突围需要付出多大代价，能否及时找到稳定根据地，都无法提前断言。可以确认的是，红军将面对更长时间的封锁与作战，损失和风险都会明显增加。 全面抗战的爆发，又给这一局面增添了新的变量。日本侵略扩大后，国内要求停止内战的压力不断上升，地方军队和普通民众的抗战意愿也在增强。蒋介石即使继续围剿红军，也很难无视日军对华北、华东以及国民政府核心区域造成的威胁。 所以，西安事变不是凭空创造了红军的生机，却实实在在压缩了红军最危险的生存阶段。没有这场事变，红军未必会被消灭，但很可能要以一次新的战略转移，去换取继续存在的条件。徐向前的分析中，既有对红军战斗力的信任，也有对陕北困境的冷静估计。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