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发表在SSRN（社会科学研究网，是一个预印本平台，由学术出版巨头爱思唯尔（Elsevier）运营，可理解为论文在正式发表之前的“预告片”发布区）上的研究引起了不少讨论。论文题目是《Corporate Corruption under Local Government Financial Stress: The Role of Land Finance in China》，研究的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当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下降、财政压力增大以后，企业会发生什么变化？ 异常“应酬费”增加：地方财政压力背后的隐性现象 论文给出的答案颇有意思：在研究样本中，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下降，与当地企业异常的业务招待费和差旅费增加存在显著关系。也就是说， 地方财政越紧张，一些企业用于维护政府关系的这类支出反而越多。 这篇论文并没有直接观察到企业“行贿了多少钱”。由于腐败支出很难直接从企业账目中识别，研究人员采用了中国上市公司财报中披露的业务招待费和差旅费，也就是Entertainment and Travel Costs（ETC），并进一步通过统计模型估算其中异常的部分，将其作为企业腐败支出的代理变量。论文明确承认，这是一种间接测量方法。 实证数据支持：土地出让收入下滑与企业支出正相关 研究人员使用了2007年至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数据，最终得到2822家企业、236个城市、15970个公司年度观察值。研究发现，在控制企业规模、负债、盈利能力、所有制等因素之后， 一个城市的土地出让收入下降，与当地企业异常招待和差旅支出增加显著相关。 按照论文的估算，地方土地出让收入下降一个标准差，对应企业腐败支出代理变量增加约1.7个标准差，折算下来大约是137.8万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传导逻辑分析：财政缺口下的资源汲取与企业避险 土地财政曾经是地方政府非常重要的一项收入来源。土地市场景气的时候，土地出让能够给地方政府带来大量收入，用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其他地方经济活动。当土地市场转弱、土地出让收入下降时，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就会上升。 问题在于，收入减少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原有的支出责任和各种工作目标也会同步减少。地方政府仍然需要维持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还要面对债务和其他财政支出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可能会更加重视从企业获得税收和其他收入。论文引用既有研究指出，中国的法定税率由统一的税收制度确定，但地方政府在具体征管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执行空间。例如，税收征管力度、非税收费以及一些其他形式的地方性收入，都可能存在差异。 当土地财政恶化以后，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资源汲取压力可能增加。企业面对这种变化之后，又可能采取另一种方式来保护自身利益，那就是增加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维护。 企业增加招待、送礼、应酬等支出，可能获得一些实际上的好处，例如减少税收压力、维持政府补贴、获得政府采购或其他资源。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利益交换： 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越大，企业越担心受到更强的资源汲取；企业为了降低这种风险，反而可能增加关系型支出。 论文研究发现，这种关系在腐败程度较高的地区更加明显，在地方政府对市场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也更加明显。同时，对于与当地关系较弱的企业，这种影响更加突出。论文用企业CEO是否来自企业所在地省份作为地方关系的一个代理指标，发现所谓“非本地”企业受到的影响更明显。 避风港效应验证：“关系支出”是否发挥了保护作用？ 更值得注意的是，论文还研究了企业增加这类支出以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结果显示，在土地财政下降的地区，异常招待和差旅支出较高的企业，相比支出较低的企业，并没有同样明显地出现税收负担上升或者政府补贴下降。论文据此认为，这些支出可能确实发挥了某种“保护”作用，使企业在地方财政压力增加的时候，更容易维持原有的政府待遇。 研究人员还使用了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对中国部分核电站周边土地市场造成的冲击，进行了另外一组检验。结果显示，核电站所在城市的土地财政受到冲击后，当地企业的相关腐败支出也出现增加，而且这种变化在事故发生当年就开始出现。论文将这一结果作为支持其主要结论的另一项证据。 深刻现实启示：土地财政退潮对微观营商环境的连锁影响 这篇论文其实揭示了一条链条： 土地出让收入下降，地方财政压力增加；财政压力增加以后，企业面临的税收、收费以及其他资源汲取压力可能上升；企业为了降低这种风险，就可能增加维护地方关系的支出；而这种支出在论文的统计结果中，又与较低的税收压力和较稳定的政府补贴联系在一起。 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企业为什么多花了一百多万元应酬费”，而是它揭示了一种财政压力向企业传导的可能机制。 过去依赖土地财政的时候，地方政府有一部分相对充裕的资金来源。当土地收入下降以后，财政缺口不会自动消失。地方政府需要寻找新